小约翰 | 对基督徒来说，听比说更重要 ——对当前情形的点滴思考

沈美恩牧师

对基督徒来说，听比说更重要——对当前情形的点滴思考

文 / 小约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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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圣经·雅各书》1:19说：“我亲爱的弟兄们，这是你们所知道的。但你们各人要快快地听，慢慢地说，慢慢地动怒。”这是提醒基督徒要快听慢说。听，对基督徒来说，是入门。耶稣基督多次重复说：“凡有耳的，就应当听。”基督徒是一批因着会听主微声才有的人。

在目前很紧张形势下，不妨先回到《圣经》，听上帝要对我们说什么。我有感动分享一下《以弗所书》6章5节到9节给我的触动。经文摘引如下——

你们作仆人的，要惧怕战兢，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，好像听从基督一般。不要只在眼前侍奉，像是讨人喜欢的，要像基督的仆人，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，甘心侍奉，好像服侍主，不像服侍人。因为晓得各人所行的善事，不论是为奴的、是自主的，都必按所行的，得主的赏赐。你们作主人的待仆人也是一理，不要威吓他们，因为知道他们和你们同有一位主在天上，他并不偏待人。

藉着经文，也藉着我最近的经历和思考，跟大家如此分享，请大家多多批评、斧正。逼迫不可怕，我们若准备好了，越逼迫会越合一和复兴。怎样在真道上有相同看见，真道上合一，才是关键。我不是来详解这段经文（大家若愿意可以听听“圣道在我心”的系列讲解），而是侧重讲一些自身思考，以期引起大家反思。 

为什么特别选这一段呢？因为在这一段经文的讲解中，钟马田牧师特别问了一个问题：“面对当时罗马的奴隶制度，保罗为什么没反奴隶制？《圣经》为什么没反奴隶制？”从经文来看，保罗只是吩咐仆人要听从主人，主人要善待仆人。因为同有一位主在天上，祂并不偏待人。当然，当时有一些奴隶主信主，这只是很少一部分。

纵观这段重要经文上文，我们发现保罗在三个领域发言：首先，婚姻作为社会根基，保罗讲夫妻之道；其次是家庭和子女教育，家庭是教会基本牧养单位；最后是社会，保罗重点谈主仆关系。这三大领域，保罗发言不少。他应该有特别、充分看见，所以才针对社会与基督徒的关系有一些从《圣经》而来的领受，才特意交待给我们，从而让我们对此问题有更多思考。

但我们发现，保罗的确没在似乎应该谈反对奴隶制的场合来说这件事，甚至没对罗马帝国整个奴隶制度做出批评。我们到底该如何看待这事？

弗兰西斯·薛华写过《前车可鉴》，分析基督教与西方文化的关联。在《前车可鉴》之中，薛华曾批评教会没有就奴隶制度发言。他甚至说教会似乎受亚里士多德“奴隶只是一件活的工具”观念影响。直到后来神把这样的感动和负担给了威伯福斯，才开始兴起废奴运动。

我过去对薛华的观点非常欣赏。这影响到我对保罗的看法，甚至觉得保罗也毕竟是人，也有“深刻的历史局限性”。保罗似乎当时并没意识到，奴隶制度本身是何等可耻。一个人凭什么把另一个人当成自己的工具和财产？

所以，我对废奴运动领袖威伯福斯特别敬佩。多年前，我看到了张文亮写的《兄弟相爱撼山河》，里面在讲威伯福斯推动废奴运动的事。我还写过一篇书评，叫《兄弟相爱撼山河，也撼人心》，第一段是这样写的——

2007年2月11日这天，阳光明媚，与三位弟兄一起逛书店，买了这本叫《兄弟相爱撼山河》的书。回到家中，天色已暗，迫不及待在灯光下读完了。有些书就有这样的魅力，吸引你一直读下去，欲罢不能。读的时候，数次流泪。读后，在书的扉页我写下这样的话∶“此书必会在中国基督徒成长史上，占有一席之地。”

沿着这样的思路，我也尤其关注基督教跟社会政治的关联。不管我们愿意也好，不愿意也好，似乎这个关联总在。

怎么思考和解决这个关联？如何以道观之？

后来我个人又特别关注德国神学家朋霍费尔。因为我觉得他在这个方面的思考应该算是非常深入的。在我心目中，他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一个英雄。因为在那样的恐怖时期，他放弃定居美国并合未婚妻结婚的机会，义无反顾地回到德国，跟德国人一起在“二战”期间受苦，并积极参与刺杀希特勒计划。

有一本书叫《朋霍费尔：牧师，殉道者，先知，间谍》，里面提到朋霍费尔的朋友策划的暗杀希特勒事件不只一次，他也参与其中。有一个军官是陆军最高指挥部里的一个参谋，他问朋霍费尔说：我可以带着枪接近元首总部，也知道每一次会议的时间和地点，那么，我可以向希特勒开枪吗？他直接怎么问朋霍费尔。当时这人这样直接问朋霍费尔，大家很吃惊，讨论了好几个小时。朋霍费尔认为开枪本身并没有错，问题是我们怎样刺杀希特勒之后能全身而退，否则也等于害死自己。朋霍费尔所强调的是要谨慎行事，要有详尽计划，要想到各种突如其来、无法预知的状况，不能挂一漏万。最后赫福特，就是那个参谋，还是问：我可以做吗？

朋霍费尔就对他提醒，你不能问别人，如果你内心有平安，没有罪疚感，你就可以去做。

这是朋霍费尔和朋友的一场非常重要的讨论。因此，在我心目中，深觉朋霍费尔是位非常了不起的英雄，至少这种受苦心志就很感染人。尽管到最后没能暗杀成功，但是他给暗杀提供了一种类似于情境伦理学的根基。朋霍费尔认为，很多时候上帝超越原则，在一些特殊状况下，要像上帝不在那样，承担我们该承担的，按照具体处境而行动。只要没有罪疚就可以做。这是他有关伦理学方面的思考。

我的这样的想法，什么时候开始改变的呢？对我个人而言，是今年上半年，我教一门中国教会史方面的课程。中国教会史方面的材料比较庞杂，要梳理的问题非常多。所以，一位朋友就建议围绕一本好书来讲。我就选了林荣洪的《中华神学五十年》来讲。林荣洪神学功底很好，他还写了很厚的《基督教神学发展史》三大本，都是好书。我用了一周时间把这本书好好讲了一遍。

讲课过程中，我们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，这其实是书中隐约透露出来的。林荣洪倾向于认为在中国是有那么一段时间，大概在1900年之后十几年，基督教是很有机会可以在中国好好拓展，并提供给中国以救国和发展良方。但因基督教界囿于新派和旧派之争，忽略了这样的大好时机。结果，到了二十年代的“非基运动”，基督教就受到了大排斥，再想影响中国已不可能。

大家一起讨论这本书的时候，有人就不同意林荣洪这样的观点。建议我选书的朋友就说，一方面固然有遗憾，但另一个方面也要反省——当国家民族的命运、前途非常渴望来利用基督教的时候，基督教作为一种国家和民族振兴的手段和资源是不是好呢？他们没使用基督教，但如果使用了基督教，对基督教在中国发展就好吗？未必是好。

这次课使我想起几年前，我到一个博导家里做客。师母非常有见识，读书很多。她就讲过一句话，让我印象一直很深。她说，为什么有人就是不利用基督教呢？一旦利用，不但国际地位会提升，而且与某国关系也立马改善。她问我这是为什么？我回答不出来。但那次课讲完后，我忽然明白了：这是主的保守。若基督教被利用的话，就像聪明的君士坦丁大帝在罗马帝国时期利用了基督教，不就立马导致了基督教内部的腐败和堕落吗？

在此期间，我开始准备《以弗所书》的“圣道在我心”讲解。钟马田牧师一整套《以弗所书解经讲道丛书》，一共是七大本，对我帮助非常巨大。尤其是第六卷讲到以弗所书6章5到9节，他讲得非常仔细。钟马田牧师在讲的时候，跟薛华有着非常不一样的观点。钟马田牧师认为，保罗绝对不是因为没有威伯福斯的眼光，而是因为基督教当时若反奴隶制的话，很可能就会被连根拔起。当然，主必然会保守祂的教会，历史也没有假如。只是从形势分析的话，可能会如此。

钟马田牧师提醒我们的确需要回到《圣经》，回到神的心意来看。《圣经》给我们一些大原则，但并没针对具体社会问题和社会现状发言。有人就举出例子说旧约的先知，不是常常要应付一些实际的问题和情况吗？他们不是大声呼求社会公义吗？答案很简单。当时以色列整个国家是一个教会，政教是合一的，国家和教会不分，所以先知对国家提出批评、提出建议，实际上是代表神对神的百姓，对信徒来说话！教会的职责是对付教会里面的光景。既然古代以色列跟国家不分，教会就有责任面对政治和其他事物。但是一旦我们来到新约，就会发现情形全然改观了。到了今天，教会与世界已经分开，教会仍然与国家有某种关系，但再也没有旧约那个时候的局面了。所以钟马田牧师认为我们必须认识这中间的区别。

钟马田牧师

那教会主要的工作是什么？钟马田牧师认为是带人敬拜神，拓展属灵的神的国度，传讲福音，领人归主，好让人的灵魂为着永生的天国来做预备。当然，教会也会教导神的百姓如何在这个世界上以敬畏合宜的态度生活，但那是在圣灵充满下的生活，也是带着敬畏基督的心在各种关系中顺服基督的生活。教会的存在不是为了改造世界，因为这个世界根本没有办法被改造，教会的职责是回到神的心意，大力传讲圣道。

有人常常猛烈地以基督教的名义批评某种主义。钟马田牧师个人认为教会没有必要对某种主义痛加挞伐。现在太多教会花精力谴责，这不对。因为教会重要的工作是向所有人传福音，打开他们的眼睛，让他们回转过来，相信神。他相信某某主义也好，相信资本主义也好，我们都知道他是一个需要神的罪人，他是失丧的、被定罪的，是需要救恩、需要重生的，教会需要花时间来向任何一个阶层的人传讲福音。

我总结了一下钟马田牧师关于这段经文（弗6:5-9）的总原则如下——

第一，基督徒的信仰并不废除我们与现存社会的政治、经济的关系。有人有错误观念，他们就认为一旦成了基督徒，就可以不必对没有信的配偶尽婚姻的责任。所以保罗就写了《哥林多前书》第7章，来告诉他们说他们还是受婚姻约束，不要因为信仰就使他们完全自由到不需要尽任何本分与责任。所以在主仆的关系上也并不会因为你有了信仰，就可以在各个方面都突然一下子跟以前绝不一样了。我们常会犯这一类错误，尤其是像重洗派异端，他们认为基督徒不该跟政府有任何瓜葛，企图切断与外界关联，这当然是错误的。我们也可以看到成为基督徒，并不会使奴隶制自动停止，《圣经》在这点上并没有更多来讲社会政治观点。

第二，我们的信仰不仅没有改变我们与这些情形的关系，而且也没有直接谴责如奴隶制这一类的事。在这方面，很多人把《圣经》当绊脚石，他们就觉得《圣经》对人性的尊严太不重视了，基督徒也犯了严重的错误。我们并不如此认为。因为很多人从《圣经》找不到对社会问题的答案就攻击《圣经》，这本身就是一种错误。

第三，我们知道基督教会没有谴责奴隶制度，但也并没有赞成它或支持它，《圣经》并没有与现状妥协。我们可以看到，基督信仰最关心的是一个基督徒的奴仆如何对待主人，一个基督徒主人如何对待奴仆。信仰并没有直接对奴隶制度说话，基督信仰所关心的也不是宽容奴隶制度，也不是企图维持现状。

今天不少人呼吁，要维护西方文明，认为这是基督教文明。这是不对的。作为基督徒，我们对西方文明缺乏兴趣，我们关心的是神的国度，我们关心的是人的灵魂怎样得救。所以，教会没有责任维护任何一种社会制度，也不需要非得对政治、社会、经济状况来发表我们的看法。

第四，《圣经》所关心的是基督徒如何在这个世界上带着敬畏基督的心生活。我们关键不是对眼前的人怎么样，乃是对神怎么样，这是我们所特别要去当心的。我们在做基督仆人的时候，无论我们的主人是谁，我们都需要顺服，也需要靠着主顺服。

第五，改进现状并不是教会的责任，教会的职责是来传讲圣道。当然，基督徒个人有负担，有感动，作为国家公民，完全可以起来推动社会现状改革，甚至教会都可以鼓励他这样去做。但教会的信息是要制造更多基督徒，教会要宣讲福音，使人知罪和成圣。

在200多年前英国大复兴的时候，很多人是文盲，并不识字。而改变这个现状的是怀特腓和卫斯理带来的归正复兴运动。他们为什么要带来这样的归正复兴提升人们的文化水平呢？请注意，他们不是对扫盲和改善社会生活感兴趣，而是对用圣道点燃人对神的热情感兴趣，他们有负担要传讲福音。当福音广泛传讲，人们的社会生活面貌，乃至文化程度就有了绝大改变。所以教会并不期待要在地上建造天国，他们乃是要拓展一个属灵的神国，要透过人心对神旨意的顺服彰显出来。我们也知道威伯福斯推动废奴运动，但是他推动的原因是因为他成了基督徒，他能靠着主的恩典，对人的灵魂有牵挂。这才是根本原因。

钟马田牧师提到有一位对英国影响深远的大布道家叫沈美恩，他在1782年到1836年在英国剑桥做传道人，对英国教会影响巨大。但是你知道吗？从1782到1836，正是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爆发之际，英国跟法国打仗打得轰轰烈烈，整整25年，战事连连，但是沈美恩讲道没有一次讲到战争。当然，很多人批评他，但问题是那些批评他的人以时局为讲论的人早就烟消云散。而沈美恩带来的复兴到今天还影响着他所服侍的人群及他们的后代。

所以真正影响国家生活的是沈美恩，他用《圣经》的方法传道，改变只能是间接的。所以你可以有负担去做很多改进的工作，但是不要容许这些活动占据你所有空间、所有时间，成为你生活的中心，你的中心应该是神和教会，哪怕在社会服侍，也不能把工作当偶像。而且，这份工作也当作为神国拓展的窗口来关怀。基督徒最热切关心的是他与神与天堂与永恒的关系，任何其他事物必须放在次要的位置，他要为着荣耀神而活。

当然，有的人也会问，古代被那些罗马帝国处死的人，还有16世纪改教运动的殉道者，17世纪英国的清教徒殉道者，还有苏格兰长老会历史上的盟约派，他们的殉道者，我们怎么看呢？我的回答是这些圣徒不是因为讲政治，或与政府为敌而被治死，他们是为真理而死，为信仰而死。

早期基督徒并没有攻击罗马政府，他们不是政治煽动者，他们所渴望做的只是传讲福音及过基督徒生活。他们为什么被处死呢？答案是当时的政府强迫他们称凯撒为主，他们拒绝了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们知道耶稣才是主，除此之外没有别的主。他们情愿死也不愿屈服，他们是被动的，而不是活跃的反抗者。他们为自己招来杀身之祸，不是因为他们的行动举止，乃是因为他们拒绝犯罪，即使在国家压迫下也不让步。所以我们要看清楚当时的情景。

当然，很多人也会以德国为例，来提到很多牧师传道人因为勇敢批评希特勒，勇敢批评德国政府，而被下到监狱和集中营，甚至有的要暗杀希特勒而在集中营死去，就像朋霍费尔。对于这些有勇气、有信念的人，我们充满崇敬。但是这些人或许不值得那样受到仰慕，还有许多不知名的牧师，他们可能名不见经传，也从未下过监或被关入集中营。但是他们每一个主日忠心传讲福音。那些因下监而闻名的牧师是因传讲政治而受刑罚，钟马田牧师认为他们不应该这样做，这样做很多时候是出于英雄主义。

我们必须问的问题是，这是否合乎《圣经》？使徒保罗似乎不这么认为，其他使徒也不会这么做！真正效法《圣经》模式的人，乃是每个主日传讲福音，增加得救的人数，建立众圣徒，想方设法去传道，并调整自己顺应时局但不越过底线妥协的传道人，他们才是从事真正艰难而实际的基督徒工作。我们为这些人感谢神，也要为这样的传道人代祷。

今天世界各地还有很多同样谦卑默默无闻的牧者在做同样的事，我们总要谨慎，避免陷入血气和纯政治的抗争，要确定自己是在《圣经》的教导中来行事。

当然，不少人还是会困惑并提问，为什么教会对于奴隶问题的反应如此迟钝？关键在哪里？关键在于我们要知道神仍然还是有祂自己的带领。我们想一下：如果基督教采取政治或社会的激烈手段，基督教很可能一开始就消灭了。我们不妨想象教会在传福音之外，又开始攻击整个奴隶制，会产生什么结果呢？毫无疑问，所有基督徒都会被置于死地。罗马帝国会用铁蹄践踏基督教，罗马不仅谴责教会，并且会一手摧毁教会。

当时基督徒从不会牵涉到社会政治或经济事务，可是历史告诉我们，即便如此，每逢出什么差错，罗马帝国还总是归罪于基督徒。所以包括罗马发生大火，甚至暂时战场失利，他们都会找基督徒的麻烦。成千上万人被治死不是因为他们犯了罪，乃是因为他们只是不参与罗马的整体凯撒崇拜。

所以，我们可以看到上帝是用他的智慧来带领人，也带领教会。当然基督的教导，也要像种子慢慢长起来，人心逐渐蒙光照。藉着神赐的智慧，基督徒忍耐等候，也可以看到上帝所定的时间来到。

所以，我们不要忙着去谴责任何政权，因为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，没有政权的话，世界会陷入一片混乱，没有一个制度是完美的，任何一种制度总是会有很多的危机和问题，我们也不需要忙着去攻击任何一个党派，这样的话他们也不会来听我们传讲福音。所以我们应该是愿意靠着神去向全世界所有的人来传讲福音。

若是我们个人作为社会公民有负担去推动一些事情，不妨靠得主给的恩典去做。但无论如何我们总是要在圣灵的充满中，带着敬畏基督的心去做。弟兄姊妹、肢体个人有感动和负担，要进入政界为主做见证，可以积极行动。

但教会永远都要对人心讲话，用神的道归正和复兴人，我们的武器永远是属灵的，我们是在进行一场属灵争战。当我们的传福音的活动被社会认为是一种挑衅的时候，我们应该以我们的生命来做见证。钟马田牧师坚定不移地认为，什么时候基督教在婚姻、家庭、工作这三大领域复兴，教会就会复兴。

想通过运动和策略的方式推动教会在社会上掀起影响力，钟马田牧师不客气地说，这是一种属世的、人本的想法。所以，我们要牢牢地回到我们属灵的武器。主耶稣忍受罪人的顶撞，被打不还手，被骂不还口，祂甘愿忍受他们的审讯，甘愿忍受罪人的顶撞。

教会今天在这一场极大的患难逼迫之中，要回到我们该走的路，不要把基督教当成一种情怀，利用基督教的资源来振兴中华文化，利用基督教的资源振兴中国社会，利用基督教的资源让中国经济进行有十字架的变革。这些都不能成为教会要做的事。

无论什么时候，教会要回到婚姻、家庭、工作，回到最基本领域。什么时候弟兄姊妹在这三大领域归正复兴，教会就有希望！丈夫学会爱妻子，妻子敬重她的丈夫，彼此相爱，这样的见证就像原子弹一样。如果什么时候父母学会用主的爱教导孩子，教育能“出埃及”，能用神的道教导孩子，让他们从小有顺服、敬畏，有敬虔生命和真正美德，也一定会产生爆炸般的影响。什么时候我们在工作领域都能发挥光盐的作用，每个人服侍肉身的主人都像服侍主，这批人不一样，在教会里能彼此相爱，能以恩典胜过恩怨，教会一定会复兴。我的负担和领受，深觉中国教会的复兴是从婚姻、家庭和工作这三大领域开始的。

不必羡慕国外的教会。整个美国教会和欧洲教会，已进入“后基督教”时期，不少教会聚会人数在天天减少。而今天上帝要在中国做奇妙工作，这是主给我们的黄金时期，我们能不能抓住，能不能回应？让我们回到神的道，热爱神的道！今天真热爱神的道有几个人？我们闭上眼睛，能把《圣经》每一章讲什么的都回忆出来的，非常之少！所以，回到根本点，让我们靠神前行，这才是我们的出路和盼望。

不少人说我们懦弱，不敢发声。我觉得我的声音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主的声音。教会讲台永远都应该讲主的圣道。当然，有教会有不同领受，我们也充分尊重。

奥古斯丁说得好：“在绝对的事情上，持守；在不绝对的事情上，包容；在一切事情上，相爱。”